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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进行笺释，纠正了清代学者毕沅、王昶等就碑文作者、禅果寺始建年代、时任安国节度使为何人等出的误判，并对僧稠禅师与禅果寺之关系进行了探讨。学界认为，根据文化因素(主要是陶器)分析，岳石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存在密切关系。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有可能从墓葬材料出发，对这一问题再次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尽管尚少，但两者墓葬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一定，如以石块镇尸、贝壳随葬以及共见形制相同的陶鼎等。这反映了商王朝势力到来之前环渤海区域文化的共同特点。出土简册中有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内容。律文中"为作务"是与""或"府"类似的概念，钱是损坏公物后依价赔偿的钱款，质钱是府为大型质剂而收取的税金，所涉及的款项只是地方府收入的一部分。此律可能同时出现于秦律《关市》、《金布》中，在秦统一前后律文可能作过修订。华察是明代吏，但在书法史上并无名气，存世作品也十分罕见。在华氏旧藏家族文献中，非常难得地保存了华察的四件书作，可补史阙。这些作品面世之后，在学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既未充分研究其书法艺术，亦未判断其艺术水准。本文对华察存世的四件书法作品了细致的梳理和考辨。由于这些作品主要为华察晚年所书，故其致仕后人生观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观的成熟，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华察晚年的诗歌风格，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华察书法，可发现其书愈到晚年愈精彩。华察书法师承二王，法度精雅，用笔清劲娴熟，结字奇趣横生，晚年书作不事雕琢、随意自然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达观通透的人生观和冲和恬淡的审美境界。以华察晚年书作置诸明代帖学的背景中去考量，完全不逊于吴门书家群，可被视为明代书法史的补充。河南博物院收藏一件清代书法家邹振岳行书立轴，在对其表面害、原裱形式、装裱材料(包括宣纸、绫子)等方面检测分析后，遵循不改变文物原有的装裱形式的原则，进行重新装裱。通过对钱币—"和同珎"的研究，发现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不仅出口、农业、手工业产品等，还有大量以商贸为目的的渤海人、日本人互到对方的国土，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渤海国在与日本进行交聘和商业往来的过程中辟了三条由东北至日本的重要交通线——日本道。唐代卢士玫墓志新近出土于洛阳市伊川县，一并出土的还有其夫人清河崔氏墓志。墓志详细记载了卢士玫的家族世系、婚姻、科第及宦历等情况，可对两《唐书》本传及相关传统文献记载起到纠误补阙作用。结合其家族成员墓志，也有助于唐代洛阳的卢氏家族文化研究。在田野考古及聚落研究实践中，解剖性发掘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各类遗迹的地上设施还是地下部分，都需要从未知的角度实施解剖性，这样才有可能获取有关埋藏过程与堆积特点方面的信息和证据。小河西文化得名于2世纪8年代发现的内蒙古敖汉旗小河西遗址。关于该文化的性质，学术界至今没能形成一致的认识。近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和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又有一些重要的考古材料得以发表。本文在重新梳理和分析以往和新近公发表的相关考古的基础上，对小河西文化的特征、年代、分布、类型、去向等问题了进一步探讨。认为小河西文化是辽西地区早于兴隆洼文化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在公元前62年以前，是兴隆洼文化的前身。依据现有材料，可把小河西文化进一步区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即白音长汗类型和查海类型。9年7月，在南京雨花台区西营村了4座灰坑，出土一批六朝遗物，包括瓷器、陶器、筒瓦和瓦当等。根据遗物的用途，可分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两类。生活用具包括瓷器和陶器，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以碗和罐的数量居多，还有盘、六足砚、盘口壶和长颈瓶等，而陶器数量较少，有盆、甑、瓮、帷帐座等。瓷器多施青绿或青黄釉，部分有冰裂纹，胎和釉结合紧密。依据器底和器壁纹饰的不同，文中把瓷碗分为四型；瓷罐有双系、四系和六系三类；瓷盘多饰有同心圆莲子的莲瓣纹。依据器形的特征和纹饰判断，这批瓷器的年代应为南朝晚期。建筑构件有筒瓦和瓦当两种，瓦当又分为莲花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两类。莲花纹瓦当以细部纹饰的差异，可分四型，其中包含有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仅发现1枚，兽面刻画比较抽象，装饰意味更浓。参照共出的瓷器年代，这批莲花纹瓦当具有比较典型的断代意义。该遗存对研究六朝都城的物质文化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