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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中有为数不少表现道教主神、升仙、驱鬼逐疫、炼丹、秘戏等与民间道教有关系的图像，道教在东汉民间有很大的传播，道教汉画像表现了汉代先民对早期道教的信仰。封佑国寺塔俗称铁塔，又名宝寺塔，创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49年)，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本文以佑国寺塔为主要研究对象，试从建筑的角度，对该塔的建筑形制、内部结构及细部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在建筑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地处大渡河源头区的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遗存归属于包含一定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和本土文化因素的马家窑类型，哈休先民以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与岷江上游地区主要以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马家窑类型的生业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两个区域同时期生业方式之间的差异应与地貌环境、海拔高程甚至区域经济传统有关。6年，在卫辉市大司马墓地发掘了隋唐时期的乞扶令和夫合葬墓。此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由墓道、小龛、过洞、天井、封门墙、石门、甬道及墓室等部分构成。出土的陶俑及其他各类遗物具有隋代早期特征。由墓志铭文可知，墓主乞扶令和死于隋大业六年，唐贞观元年与夫人郁久闾氏合葬。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 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裴祗事迹未见史书记载，人们很难从传世文献中探查裴祗的生平概况与家族渊源；出土的裴祗墓志记载了裴祗的生平状况、仕宦履绩，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河东裴氏家族打了一扇新的大门。裴祗墓志的新线索与佐证材料，成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裴氏家族的重要补充文献。裴祗墓志所载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后人理解西晋初年的社会风气与尊崇儒家礼制的思想潮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5年，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天玺华府项目建设，对该区域M24M245发掘整理。出土有青瓷执壶、白瓷执壶、瓷碗、绞胎枕、铜镜、铜钱、铁器等随葬品。其中M244出土的绞胎花枕工精细，上刻"裴家花枕"字样，是 的珍品，为研究相关器物了重要的实物。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有五位供养人画像，其中，两位男性为孝文帝和太子形象的宣武帝；三位女性分别为孝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幽皇后冯氏和太子妃形象的宣武皇后高英。这是一幅以表现出行礼佛为内容的家族式画像，融合了佛事活动、孝文帝改制后的宫廷礼仪制度，体现了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观念。两汉时期，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来看，墓植柏树与墓葬用柏现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柏木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内涵为其盛行奠定了基础；二是，汉代本身独特的文化元素与之融合，互为促进，主要表现为尊亲忠孝的儒家思想、尊君一统的社会秩序、视死如生的厚葬之风。8年8月～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老坟岗区域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商代遗址。其中发掘的商代遗存中有文化层、灰坑和一段郑州商城的外夯土墙基；出土遗物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时代为商代二里岗期，多数属于二里岗下层较早阶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辉卫型、盘龙城型等文化因素。发现的夯土墙基为了解郑州商城外夯土墙的分布与走向了新的材料。地层学是考古学 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之一，它在古代文化发展谱系的重建中起了基本性的作用。在聚落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地层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将在考察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和发展。5年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了一批东周时期墓葬。其中3座战国墓分别出土彩绘陶器、玉石器等随葬器物。这3座墓的文化属性不同于洛阳地区其他东周墓，而与山西侯马、河南安阳及郑州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 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了重要。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勃律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失毕部落设置蒙池都护府。阿罗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蒙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蒙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蒙池都护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